韩芳

【摘要】政治认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媒体营造的媒介环境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产生了重大影响。积极有效的政治认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本文从传媒环境、技术手段、情绪因素三个方面考察了自媒体环境、议程设置权移、群体亚文化对大学生政治认同方式、观念及行为的具体影响。

【关键词】自媒体大学生政治认同

【基金项目】2017年四川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课题“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政治意识及政治认同问题研究——以四川大学为例”（ZTZX2016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芳四川大学电气信息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传播。

政治认同是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一种重要力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只有在具备认同感的基础之上，才能对一个政治组织或一种政治信仰产生最大的热忱和忠诚。大学生群体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建设的中坚，他们的政治认同程度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不仅对国家政治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更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水平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但现实存在的问题是：具有典型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自媒体，其所营造的传媒环境对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对其政治认知方式和政治认同程度产生影响。一、政治认同的概念及内涵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对认同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而将其引入政治学领域并最早提出“政治认同”概念的则是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罗森鲍姆（Wilt Rosenbaum）。他在《政治文化》一书中指出：“政治认同是指在一定社会中一个个体对于自己归属于什么政治单元、政治系统、政治类别的主观认知，如果一定社会成员认定自己属于某类政治单元、政治系统或政治类别，他就在内心中树立起强烈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自愿为其尽自己的政治义务和责任。”[1]

认同从程度上讲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本能性认同，这种认同是基于地域、种族和血缘等人类学范畴的，如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等；第二层次为事实性认同，这种认同是基于对曾经的和现有的自然、历史和文化等的认同，如对中华文化和改革开放成就的认同等；第三层次为价值性认同，这种认同是基于对政治组织的方针政策和理想信念等的认同，如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认同等。二、自媒体环境引发大学生政治认同方式变革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认为：除现实环境外,我们还生存在一个由语言、技术和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之中。媒介环境是一个“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是社会的传播环境、信息环境和文化环境，也是人们进行社会认知的重要场域。媒介环境对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和培养至关重要，它不仅塑造了“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还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网络和新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便利，也日益建构并重塑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自媒体自诞生之日起便因其“零门槛”的技术难度、人性化的界面设计、便捷化的操作模式而为大学生所接受并喜爱。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大学生，自媒体应用所营造的媒介环境已不再是完全虚拟的空间，而是深深嵌入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信息获取和观点表达的重要空间，并对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自媒体的核心为“自”，即强调个体化和主体性，“人人手握麦克风”、“随时随地遍在”、“个人信息和感受为内容主导”等都体现了其“自”的特性。在这个全开放、去中心、个性化、多向化的自媒体传播环境中，大学生可以非常便捷地进行信息、观点的获取和分享。同时，自媒体所营造的网络空间是一个能够进行自我发现，提供自我表达，从而完成自我认同的空间。找到与自己持相同或相似观点人群的便捷性，使得其造就一种社交化的传媒环境。人们的自我观念进一步加强，自我表达的需求被放大。自媒体在大学生群体内迅速普及就体现了其“身份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强化，是其自我意识觉醒的征兆和预告。

传统媒介时代，大学生只能通过非常有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认同，而在自媒体时代，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学生蒋凯、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专业学生黄辉善、广东商学院学生胡文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学生叶瑞立等先后在微博上宣布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雷闯向国家烟草局、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请求公布各部门部长(局长、主任)全年工资总额和工资构成情况；江汉大学政法学院学生张纯向铁道部寄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现行火车票定价依据，及站票和坐票价格一样的原因……正如华语网络传媒榜给刘艳峰等申请官员财产公开的大学生颁奖的理由，他们“以微不足道的努力，展示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力量”。[2]自媒体环境强化了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观念，他们以更加积极有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实现自身的政治参与，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政治认同。三、议程设置权移潜存大学生政治认同危机随着互联网基础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国际互联网已将全球240多个国家、地区联结成网，拥有180多个成员国，网上日信息流量达到了以亿万计的比特。[3]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预言业已成为现实。传统媒体时代，文化认同中心的功能由主流传统媒体所承担，主流媒体通过设置议程而影响人们的关注点和态度。而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一国主流传统媒介不再是唯一的议程设置者，不仅普通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信息发布和评论，而且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也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观点。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发展期，公众的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追求呈现出多元的开放性特征，在自媒体所搭建的网络平台中，独立的价值主体在自我认同与理性追求的过程中，通过对话的方式实现了与不同文化、思想、观念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呈现出多元性的价值追求。

媒介环境是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它通过文字和声像传递信息和观点，进而引导人们达成共识。如果一个社会群体消费过多的外来的信息，那么其“本土政治体制的合法地位便会受到威胁，该社群终将灭亡”。[4]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广泛应用，使得各类信息在互联网上迅速无碍地互动交流，长期掌控全球话语霸权的西方国家也利用自媒体这一技术平台开始了新的文化殖民主义。西方国家由于在话语主题的议程设置和有效植入意识形态思维等传播手法上非常成熟，通过“说什么”和“怎么说”两个环节有效强化对网络话语体系的控制。自媒体是世界各国话语权争夺的一个重要平台。传媒强国与传媒弱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看似随意的跨国间的信息流动，实际上却暗含着政治和经济目的而有计划进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信息和文化产品输入，就蕴含了极深的价值内涵。在中国的自媒体空间内，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恶意曲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文章，如：《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不阅读的中国人》等，与此同时，宣扬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纸牌屋》、《24小时》、《迷失》等影视作品却在大学生中广为流行。认同本身就是个记忆问题，因此对历史和往昔的讲述和理解至关重要，西方国家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解构和恶搞，对西方价值观的美化和宣扬，无疑对思想和价值观念正在形成阶段的大学生造成很大影响，一些大学生通过“恶搞”、“穿越”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疏离与反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政治认同感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四、群体亚文化成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任何认同都是以差异的存在为预设的，都是在对差异的比较、反思中进行确立的。自媒体时代，传统的纸媒、广播和电视已被年轻人所远离，网络成为他们生活、交流和沟通的世界。从“火星文”到网络流行语，从恶搞视频到原创自拍，从线上主题活动到网络动员，他们用自己的符号和方式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世界里建构起自己的空间，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符号体系和流行文化。科尔曼曾形象地把青年亚文化比喻为“存在于成人鼻子底下的另类文化，它拥有不同的语言，特殊的象征符号以及更为重要的价值系统……所有这些使它远离了主体社会所建立的体系和坐标”。[5]这些独具创意的语言符号，体现了大学生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解读；搞笑版《新闻联播》、泡面版《舌尖上的中国》等对经典栏目、影视作品的恶搞，在符号重组中实现意义的再生产。当足够多的意义和符号被创造和传播，当特有的表达方式成为群体的共识和习惯，那么大学生群体的亚文化就形成了，它会对社会主流文化产生影响，进而实现对主流社会群体的“文化反哺”。在所建构的属于自己的符号体系中，大学生群体映射了其对现实世界的个性表达和意义生产，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建构和对群体价值观的认同。

此外，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强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属社群的群体情绪。个体的认同通过参加社群活动而强化，社群则为个体认同提供标准和环境。社群是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结构之一。自媒体时代的互联网彰显了强烈的人文价值，人们利用各种自媒体软件进行信息的分享，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实现合作。自媒体本就具有社群的特点，与人紧密贴合并按照人的社群关系和传播意愿进行“点对点”、“点对面”等多种形态的传播，是一种完全“拟人态”的传播方式。基于智能手机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完美对接，自媒体无论在信息设备上还是通讯信道上均体现了强随身性。人与媒介深度融合，不可分割。哈贝马斯所描述的“交往旨趣”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媒体将传统现实社会中的“强联系”予以强化，同时通过组建虚拟的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网络社群的方式，促成“弱联系”关系网的构建，形成了一张弥散于互联网上的网。自媒体将群体活动参与的门槛降到很低，信息的高度可见性和可搜索性使得想法相同的人能够非常便捷地找到彼此并迅速参与互动。自媒体上的交流活动“不是引导持不同见解的各类公民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而是把思想、政见、价值观和爱好基本相同的个人吸引到一块，加深他们原有价值观和偏见，而不是挑战和改造原有的价值观和偏见。”[6]大学生群体对媒介和信息的选择体现了其兴趣、需求和价值取向，他们因此而迅速聚集并形成专属于自己的网络社群和群体亚文化，并且在社群内通过不断的媒体互动进一步强化其群体的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

参考文献：

[1][美]威尔特·罗森鲍姆：《政治文化》，桂冠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84年版，第58页。

[2]张东锋：《网友：年轻一代问政意识崛起》，《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19日。

[3]王勇：《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环境与青少年社会化》，《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4]宋瑜：《后现代语境下的传媒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

[5]徐蕾：《青年亚文化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年第22期。

[6]刘富文：《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