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在巴黎逗留期间，是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好朋友。他经常到他家去作客，给他的孩子送礼物，还一起到街头咖啡摊去喝土耳其式的黑咖啡，谈论文学。以写《最后一课》而被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都德，在当时，也曾是左拉发起的《梅塘夜话》的六作家之一，是一位与莫泊桑齐名的人物。左拉在当时法国文坛，为扛鼎人物，他看中的作家，邀请参加同题创作，自然也是有分量的角色。
都德为自己家里有这样一位俄国朋友而高兴，还在《巴黎三十年》里，讲述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和文字交。讲述这位异国朋友怎么样地吻他的小孩，怎么样地在他的客厅里，如同家人般地亲密，谈笑风生。后来，屠格涅夫死后，都德无意中，发现屠格涅夫对他文学成就评价极低，说他是“我们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于是感到很伤心，很失落，好些天连咖啡馆都懒得去坐了，这实在是很扫兴的。
屠格涅夫先生也太瞧不起人了。
一个作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同行之间，当面的评价，和背后的议论，有时候是会大相径庭的。因为作家是不大容易钦服同行的，衷心说好，通常是不多的，而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乃至摇头，倒是不少见的。这位对都德阳是而阴非的屠格涅夫，当然是大作家，但都德也绝不是“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他的《最后一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引发了多少不想当亡国奴的人的共鸣啊！
问题在于作家看不起作家，可以说是世界性的一种通病。尤其在等量级的作家之间，彼此服气者，是不太多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好，更不能容忍自己比别人差，永远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永远挑别人的不是，总是以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总是酸溜溜的眼睛看待别人，从古至今，一直到文学新时期，到我们大家都健在的这个文坛，这种人从来是不乏见的，而且有愈来愈甚之势。
我们看到，在果园里，那些挂在树上的果实，无不透出大自然精心而又平衡的生态安排，让每一颗果实拥有一方属于名下的世界。它生在那个位置上，就注定了它是不可替代的，好也罢，不好也罢，它就是它，别人既不能奈何它，也无法改变它。嫉妒，它要生长，不嫉妒，它也要生长，总的历史走势，就是这样不停地前进着的。文学的生态平衡，其实也应如此。天地如此之广袤，空气如此之清新，阳光如此之充足，雨露如此之丰美，每一颗果实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这就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局面了。人们总是赞叹大自然，它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有这份自由。
若是哪颗多事的果实，嫉妒得非要伸出头来，探出手来，管别人的长长短短；若是哪颗不自量力的果实跳出来，嫉妒得非要大家以它的意志为意志，再说些煞风景的话，做些煞风景的事，那就十分地败兴了。
我想起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宋史》称他：“奖引后进，如恐不用，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苏轼，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被他提携的苏轼，《宋史》也称他：“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也许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精神，北宋文学才有大发展吧？
别人写得好不好，是别人的事，自己写得好不好，才是主要关心的事。
为文学计，宽容，善待同行，应该是排在第一的考虑。
鸡蛋碰石头
司马迁，一个堂堂关中汉子，血气方刚，凭什么像一头猪那样，被按住了，活活地给阉了，不就因为汉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吗？试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呀？当将他被宫以后，司马迁并没有在蚕室里一头撞上墙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着创伤的折磨，和比创伤更痛苦的羞耻，埋头在一车一车的竹简中，著书立说。
中国文人之怎么折腾也不死，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正因为他存活了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也就有了这部不朽的《史记》。
对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那些统治者的原因。
司马迁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到，也是在他《报任安书》中强调的，“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他这种“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苟活”哲学，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虽然这种样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码的抵抗和斗争，有点消极，尤其会被当下的革命青年瞧不起。若从大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不死而且活着，应该承认，那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这种尽量使生命延长的做法，是以时间在我的优势，换取空间在你的劣势，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之举。
拿鸡蛋跟石头碰，石头无损分毫，鸡蛋却是要粉身碎骨的，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文人与统治者的相处之道。因为石头有一种磕碰碾压鸡蛋的嗜好，努力避免发生这种状况，便是智者的抉择。倘若鸡蛋完整地存留，孵化为鸡，鸡后有蛋，蛋后有鸡，如此往复，以至无穷。想到这点，也就欣欣然了。
石头，只不过是石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章，那一节。作为鸡蛋的文人，也许碰不过它，但当历史掀过这一章，这一节，时间和空间便统统划归“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范畴里了。或许因为这点明白，先贤司马迁一定等到写《封禅书第六》，等到写那个老匹夫的完蛋，然后才如释重负地不知所终。
我想，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对强者，之所以要“苟活”下来，他相信鸡蛋最终要战胜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