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乔彬先生是一位勤勉而有才华的学者。自踏上治学之路至今四十余年，始终笔耕不缀，著有《爱国词人辛弃疾》、《吴梅研究》、《有声画与无声诗》、《唐宋词美学》、《中国词学思想史》(合著)、《学者闻一多》(合著)、《中国绘画思想史》、《宋词与人生》、《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等约三十部著作。他常常自谦说他的治学很杂，其实并非如他所言，他研究文学还是以词学为主，兼及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还因兴趣旁及绘画理论、绘画与文学的关系。这些研究丰富了邓先生治学的思考维度，这所谓的“杂”成就了邓先生如今一百二十八万字的皇皇大作《唐宋词艺术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有影响的唐宋词史著作有杨海民的《唐宋词史》、刘扬中的《唐宋词流派史》。前者彻底打破了仅以时间为序平面排列作家作品的传统的词史写法，加强了宏观性的整体叙述，并将横向词的特质的阐述与纵向词的发展的轨迹相结合，同时关注和挖掘创作主体的心灵史，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后者则打破词史按时代先后联缀单个词人词作的框架，变作家个体研究为群体研究，展现出唐宋时期词人群体互动及各流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并辔争驰的历史。以理论引导，论述深刻。如今邓先生则另辟蹊径，以唐宋词的艺术发展为切入点，从唐宋词艺术本体出发，以自己读词的体悟，融合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文献学、文艺学和文化学相结合，对六百年唐宋词的艺术发展进行了立体、多维的研究，构建起第一部全面论述唐宋词艺术发展的专史，填补基础性研究的相对空缺。其颇具个性化特征的治学道路，使他的这部著作也具有独特的成就、鲜明的特点。

论著的特点之一：这是一部文化视野观照下的艺术发展史。论著以文化的发展、转换理论，观照词由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到艺术形式、创作风格的主要变化。并提出宫廷文化与词之起、进士文化与词之盛、市井文化与词之俗、士大夫文化与词之雅、民族文化与词之变(靖康之变与南渡词)、江湖文化与风雅派(格律派)、文化集成与稼轩词、吟社文化与宋季词等观点，并以此展开论述。应该说这些概括精辟而有新意。论著对唐宋词的艺术发展始终贯穿文化观照，并落实到时段和词体。这种把握有别于宏观的文化观照，无空泛之弊，对我们很有启示。

论著的特点之二：这是一部以唐宋词艺术体系研究为重点的艺术发展史。众所周知，词是音乐文学，词对于晚清词学家来说，已是各有所司的专门之学。如万树的图谱之学，凌廷堪、方成培的音律之学，戈载的词韵之学，张宗橚的词史之学，朱孝臧的校勘之学等。老一辈词家如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任二北、胡云翼、刘永济、詹安泰、俞平伯等治词亦各有侧重。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兼顾词学中的图谱、音律、词韵、声调与词史、批评之学，以系统工程的眼光和结构，打破以往各子学科的藩篱，构建起第一部全面论述唐宋词艺术发展的专史。论著尤以文学表现论唐宋词的艺术发展为所长，思考严密周全，对大家、名家和流派的论述十分详尽，但也兼顾二三流词家，几能达到巨细无遗的地步。其中对温庭筠的艺术特征的分析多有独特视角，作者结合绘画史，推测温词艺术灵感之一源乃在唐人仕女图，并援引中西绘画理论对温词艺术特色之一端“雕缋满眼”进行具体解析。论著对苏轼词有三节之论，且时有新见。如从冯煦所论苏词“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引申出自己的体会，认为他的词以“清”破“艳”，以“刚”破“柔”，体现出主体风格的变革处。从毛稚黄所论苏词“文自为文，歌自为歌”，作进一步的辨析，认为苏词的豪放正是“文自为文”与“歌自为歌”的分离，但并不能做到“歌不碍文，文不碍歌”。这些论断十分精当和准确，给我们不少启发。再如，北宋词人韩琦、刘潜、李冠等，以往的词史一般不会提到他们，而在该著作中都有论述。

需要一提的是作者得益于《中国词学思想史》的撰写，这虽是一部合作的论著，但为他日后从事词学理论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长期的积累使他对词学理论的文献相当熟稔，故能做到镕裁古今而断以己意。另外作者师从词学专家万云骏先生，而万先生又是吴梅先生的高足。故作者对词作艺术表现的领悟和分析相当细腻和精准，这也为大作增添了许多光彩。（吴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