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中国人不如西方人能说，第一不如他们敢于表达，第二不如他们善于表达。西方人，尤其是政客们，说话非常富有煽动性，能把死的说成活的，把公的说成母的。中国人则不重视说话，以沉稳含蓄为美。好些领导干部只注重实干，而不善言辞，说出来的话，或者枯燥乏味，在听众中引不起共鸣，或者追求排比，听起来感觉不真诚。西方人不但注重口才，而且注意肢体语言，连小孩子都有丰富的肢体语言，显得既可爱又可笑。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可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这方面，我们的差距似乎更大。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真令人同情，她们说话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把手放哪儿，勉强做些手势，也和所说的话毫无关系，不但起不到增强感染力的作用，反而干扰和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为什么有这种差距？

这主要是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

我国自古以来不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专门为能言善辩创造了一个贬义字：佞。在我国的文化氛围里，“佞”与“奸”字相连，人见人恶。道家和儒家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却高度一致。老子有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希言自然”，“大音希声”，“大辩若讷”，“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孔子则认为“巧言乱德”，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和老子一样，他也主张行不言之教，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以大自然为例说明人应该少说话或不说话，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又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毛主席有两个女儿，一个名“敏”，另一个名“讷”，出处就是这句话。

在这种古代文化熏陶、规范和教育下，中国人以木讷为美，以多言为丑。小孩子如果话多，大人会斥责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孩子立刻瘪了，退到一边反思去了。我们还特别反感肢体语言，认为那是不庄重的表现。如果哪个孩子说话的时候眉飞色舞，比比划划，也会受到大人的谴责。这孩子长大以后，也如此这般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于是代代相传，就形成了一种审美意识和价值观，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

任何文化都有根。中国文化是建筑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在古代，“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后来，数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压抑，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小，如果没有大事发生，人们没有出远门的必要，也没有与其它地方的人打交道的必要。那时候，许多农民直到老死都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既然不出去闯荡，那有什么必要能说会道呢？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口才完全没有必要，只要能干活就行。在这样的社会里，若是有人巧舌如簧，舌灿莲花，反倒会显得很个别，别人会觉得他油腔滑调，不踏实，甚至不老实。

西方文明是建筑在商业活动的基础上的。地中海为欧洲古代商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大舞台。古代欧洲人远走西亚、北非，以及北高加索等地，不但做生意，还进行殖民，建立了最早的殖民地，既作为农业生产基地，也作为商业活动据点。闯荡世界就少不了与人打交道，必须以舌与剑开道。

为使教育与社会需要相适应，欧洲人很早就重视说话能力。公元前 5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修辞学，不但学者研究修辞，学校也教修辞。古希腊的修辞学侧重于演说和辩论，后来古罗马的修辞学则注重演说风格的研究。目的很明确，为了说服人。这门功课，在我国一直缺失，因为没有现实的需要。

近30多年以来，我国和世界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已经不再仅仅是家庭的人，也不再仅仅是本地的人、本单位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世界的人、地球的人。在全国甚至全球的特大型舞台上，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如何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有的人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成绩并不突出，但口才好，善于表达，善于交际，走上社会后很活跃，很快占据了有利的位置。相反，那些成绩突出却寡言少语的人，却只能做他们的部下，为他们打工。国家也有如何说服世界，让世界理解自己的问题。为了国家，也为了个人，有必要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和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