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3日，在西南最高学府四川大学校园内的文科楼旁，挖掘出一块石碑，长2.26米，宽1.03米，厚0.07米。

这块碑的开头就写着“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并序”，因而取名《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以下简称《题名碑》）。它上面刻有50个学生的名字，因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光荣榜”，所载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从题刻文字上判断，它的文字是刻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而且它是在一块旧碑的基础上新刻而成（还留有旧刻文字多个）。它的文字是书院教师、著名的学问家王闿运在临辞去山长（院长）前所写，由那时尚年轻的书法家吴之英书。

尊经书院就是四川大学的前身源头之一，是由晚清著名重臣、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开创，于1875年建成，在当时也是西南最高的新式教育基地，名师荟萃，学子云集。它在历史上存在了29年，培养了大批人才，包括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及历史名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及经学大师廖平，维新运动倡导者宋育仁等，能够到此一学的可谓一时精英，因此，张之洞曾经不无得意地说：“通省佳士，大率心志者尽在书院”。

值得注意的是，这块表彰的50名学生里，竟然有2个犍为籍的学生，根据碑记的记载，他们是排名第8的吴昌基：“犍为吴昌基（字）圣俞”和第20的罗荃：“犍为罗荃（字）石溪年二十七”。

吴昌基，以前在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在研究尊经书院的历史时已经确认其名，但不知何处之人，而现在这个《题名碑》一旦横空出世，于是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它填补了一些历史的空白。吴昌基客观地说也并非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关于他的史载并不多，在《廖季平年谱》里，记载了光绪五年（1879年）的乡试中举情况：“同院生中式的有宋育仁、任篆甫、吴圣俞等二十三名。”可见吴昌基在这一年中了举（是附贡），具备了当官的资格。而同一榜中，廖平、宋育仁都是四川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据据民国《犍为县志•人物•附贡表》所载：“吴昌基：（字）圣俞，本城（今玉津镇人），清光绪己卯科（1879年）”。

张之洞的继任者是谭宗浚，他对吴昌基也是青睐有加。谭宗浚曾经写了一首《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极力称赞了杨锐、井研县廖平等学生，其中也有嘉定府张肇文（可惜未上《题名碑》）、犍为吴昌基等16人。根据谭宗浚《荔村草堂诗钞•卷八》的《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并序）里所写：

“（先有张之洞所睐5人，又自睐11人）其有绩学能文而年过三十者，均不在此数。”足见他们都是明天的栋梁，正是“少年中国”之意。

对吴昌基则记载道：

“延陵门内交唱酬，如彼荣郁兼谈彪。振辔词囿扶轮辀。”其下的小注是：“犍为吴昌基，字圣俞，年二十二。从父廷佐、廷傅、佐俊亦均有辞藻。”在同卷的《将解任留别蜀中士子八首》里，也提到了吴廷佐等“三吴”兄弟，称四川“此邦多宝玉”，故当是尊经书院的学生，此三人的名字也见于民国二十六年的《犍为县志•人物志》。

罗荃，当年立碑时，也才27岁，可谓前程远大。据民国《犍为县志•人物•拔贡表》载：“罗荃：（字）石溪；本城（今玉津镇人），清光绪乙酉科（1885年）。”2000年版《玉津镇志•人物•文职京官》里载：“罗荃：八品，光绪年任八旗教习”。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嘉定州为嘉定府，置乐山县后，嘉定府还辖有峨眉、夹江、犍为、洪雅、荣县、威远共7县；嘉庆十三年（1808年）增设峨边厅，故有7县1厅共8个县级行政区（此碑尚有井研县董含章（字）南轩，但井研县当时属资州）。据有关史料，尊经书院的首批一百多名学生，是从全省三万多名生员中选拔而来，可谓“精中选精，优中选优”。而此《题名碑》上，实际所刻不仅一年的生员，所以这50人更是出类拔萃者，其中就有犍为生员2人，犍为不可谓不出人才矣！

犍为文风之盛，由来已久。据明•何宇度《益部谈资》载：“（扬）子云家贫，嗜酒，问字者多载酒而往。《清赏录》载：昔有犍为人，得（扬）雄草元之砚，如今制，但去圭角。”昔日西汉杨雄（字子云）曾经在犍为隐居，留下子云洞，而且在犍为地界遗留了一块砚台，于是这就是犍为文化的滥觞，犍为文脉就此生根发芽，连绵不绝，其间李白留诗“夜发清溪向三峡”，苏东坡、范成大吟留犍为王氏书楼，邵伯温隐居安乐窝，杨慎做《孝津行》，犍为至今已是人文渊薮之地，文庙更是经常性第举行童子开笔礼等儒学活动，文脉还可以继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