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性：历史生成与时代内涵
王洪树 刘玲
【摘要】党性既是衡量党员对中国共产党认可度、忠诚度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重要依据。政党党性内含组织属性和个体属性。以组织行为学为视角审视政党，党性内涵主要是由受党的目标-信念培育影响的思想结构要素和受环境的刺激-政治反应影响的行为结构要素构成。而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历史变迁也彰显了这一点。党性内涵经历了由理论性向组织性和先锋引领性的转变。所以，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性就主要包括理论维度、组织维度和个体维度的三重审视和理论性、阶级性、组织性、人民性和先锋引领性的五大要素。它们互相渗透和融合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内容。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性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文化建设研究”（14XDJ010）、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2017年重点项目“大学校园政治传播研究”（CSZ17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洪树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方向：党史党建与政党政治、基层治理与民主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政治传播；刘玲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年级研究生。党性具有组织层面与个体层面的双重属性。组织属性决定了该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本质差别，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党性表现；个体属性体现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别，各个党员的党性有高低之别。只有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本质属性和党员党性的发展变化及其时代内涵，才能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才能“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1]，使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为此，就有必要对党性内涵的变化做一个逻辑分析和历史梳理，以更好地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性内涵，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一、政党党性内涵的分析路径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对党性具体内涵的阐释有所差异，但党性归根结底是党员在党组织中的品性与作风问题，是个人与党组织高度融合的政治结果。从政党组织和党员个体的双重属性视角考察，政党党性是组织性格与党员个性的结合。由于性格主要体现为思想和行为层面，政党党性的内涵就主要由思想结构要素和行为结构要素构成，这里的行为包括整体性的组织行为和个体性的组织成员行为。
（一）研究的分析框架：组织性格与党员个性
从人格角度观察组织行为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组织行为学者认为，“与个体性格特质一样，群体也有性格，有所不同的是群体性格具备跨层次的特征，即在群体层次上体现了群体间个体的差异，又在内部体现了群体内个体的相似性”[2]。由此可见，同其他组织一样，党组织由作为个体的党员构成，政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政党内部保持着高度相似性。政党之间组织性格的差异性，直接形成了不同政党的不同政治作风；政党内部的相似性形成了政党内部认同。但政党内部也并非高度一致。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政党内部多元利益和不同政见同样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以整体政治面貌显现的党性之内还有党员个体党性差异，党员个体党性，既是以整体面貌显现的组织党性作用的政治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着党组织的执政作风或者组织党性。入党动机和党员个体性格都会对党性或者党组织的整体作风造成一定政治影响。
在组织行为学中，人们一般主要从目标-理念与刺激-反应两个维度去分析组织性格的形成机制。从目标-理念维度出发，有学者认为目标决定了组织的行业定位、社会观念与公民精神、管理哲学等；从环境的刺激-反应出发，外部复杂的社会环境系统和组织内部的多样化需求催生了组织对环境的反应，形成了组织独特的行为方式[2]。组织行为学对组织性格的分析框架，为政党党性分析提供了独特的有益借鉴。尽管党组织与普通社会组织有所不同，但这种分析视角对主要由思想和行为构成的政党党性的分析同样适用。因此，政党党性内涵也主要是由思想结构要素和行为结构要素构成。政党党性形成也主要受党的目标-理念培育和环境的刺激-反应两方面的政治影响。
（二）思想结构要素：党的目标-信念培育
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理念是指引革命和建设的指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政治发展需要制定了不同的政治目标。政治目标的不同影响着党性的具体内涵。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解决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建立社会主义中国。这就要求保持党内思想和组织方面的高度集中，强调组织纪律性、先锋模范性、革命牺牲性（或奉献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这就要求党组织在强调纪律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在强调党员干部奉献的同时要适度照顾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吸纳六类新兴社会阶层人士当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又要注意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涵育了党的革命理念或执政理念。因此，党的阶段性目标和政党理念总是根据政治实践需要适时调整，这也造成了每个历史时期党性的具体内涵有所差异。
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目标和信念共同构成了党性的思想结构。它大致可以分为指导思想和政治愿景两大组成部分。党的指导思想是党思想和行为的理论之源，也决定了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逐步将这一指导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丰富的理论体系，成为区别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组织的重要政治特质。政治愿景是政党为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纲领而依据现状制定的“治党理政目标及本党政治任务形象化的集中表现”[4]，是政党凝聚政治力量和治党理政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政治愿景描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享的政治追求。
指导思想和政治愿景共同塑造了党员的思维惯性，使党的理念和思想内化为党员的政治认知，外化为自觉政治行动，因而是党性形成的核心要素。王沪宁就认为“塑造社会主义信任的政治教育核心是共产主义教育”[5]，也就是将思想教育视为执政党获取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党员的思想教育比普通公民的思想教育更为重要，前者直接关系着党的未来发展与政治命运。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愿景在普通党员队伍中的传播与扎根，有利于形成党员对组织的政治信任与组织服从，以政党组织特性统一指导和规范党员个体党性，引导党员在实践中自觉遵循党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这个过程也是党员个体党性（或政治思维惯性）的形成过程，是党性培育与塑造的基础环节。
（三）行为结构要素：环境的刺激-政治反应
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组织，政党党性的形成除了受思想层面的影响外，还受具体环境的直接制约。政党所处的环境可以划分为党内的组织环境和党外的社会环境。环境对党组织及其成员的刺激和要求，考验着它们对所处环境的监控和适应能力；其反应行为潜在地影响着党性的形成与变化。由于党性包含组织和个体两重属性，影响党性的行为结构要素就可以理解为党组织-环境和党员-环境的双重调适关系。
党组织-环境关系反映不同党组织对所处社会环境的监测和反应能力，直接影响党组织的阶段性政治目标、计划和策略的制定，使党性具有质的差异。组织中的领导集团或领袖核心是影响组织性格的重要因素，尤其对组织最初性格的形成往往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党性的形成与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干部群体尤其是高级干部群体所构成的政党核心组织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和反应结果。资本主义政党与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们在对环境做出政治反应时所依托的社会阶级、经济基础、思想理论和政治理想等方面的不同。然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党却是同时存在的，区别只在于它们对环境的反应和应对方式的不同。即使在社会主义政党之间也存在党性差异。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国内环境不同，各个执政的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出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造就了党性具体内涵的差异性。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近代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现实国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塑造了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服务型政党形象。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聚焦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6]，要求党员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公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尽管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由于力量有限，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活动，“把议会民主方式与议会外群众斗争有机结合起来”[7]。故此，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心在于保持党内团结统一并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以影响或夺取政权。
党员-环境关系体现党员个体对所处组织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和反应能力，使同一政党内不同党员党性具有量的差异。由于党员个体是构成党组织的基本单位，党员个体党性也就是组织党性的形成基础。而党员个体党性的形成既包括其主观因素（如气质、能力、性格和入党动机等），也包括社会和组织环境在内的客观因素（如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网络环境等）。这些因素在党员的政治活动中相互作用。由于要素内部结构的差异而使不同党员表现出略有差异的党性特征，影响着党员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影响党性形成的各要素并非相互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政治系统；任何要素的缺失或者扩大化都会对其他要素甚或党性产生重大影响。比如，理想信念的缺失往往是党员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犯罪）的前兆；不同入党动机影响着党员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度和奉献性，等等。因此，分析政党党性的内涵必须考虑到党性的思想和行为构成要素，党性的培育与修炼也必须注意各要素及其相互联系，以系统思维促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根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8]。
二、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历史生成
时代性是党性的主要特征之一。党性的具体内涵往往随着不同时代主要矛盾等要素的改变而发生变迁。党性的变化既从一个组织的侧面反映了政治社会的时代变迁，也以独特视角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过程。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的党性内涵：“三性”（理论性、阶级性和组织性）萌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的“党性”概念较为抽象。具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党性”更多地体现为理论意义上的党性。他们关于党性的思想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作为对立阶级而加以政治区分的党性；二是作为党内政见区分的党派性。
作为对立阶级而加以政治区分的党性来源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理论立场的捍卫，体现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区别，彰显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先进性。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就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9]。《共产党宣言》则更为明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共产党人的最近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0]。由此可见，共产党的党性，首先是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即使剥削阶级为了兜售自己狭隘的思想而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欺骗无产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以了无情的批判和彻底的打击。共产主义者不仅随时都要坚决同“封建和宗法社会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11]，而且“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12]而对于德国“绝对的社会主义”，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自己的理论没有党性、‘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13]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政见区分的党派性，根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不同政见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是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关于革命目的、革命路径和革命手段方面的理论差异而导致出现不同的党派性质。另一方面是同一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因利益、价值或革命方式分歧扩大化后而表现出来的党内宗派主义。对于前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致性，“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14]在此基础上，共产党是领导整个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先锋队。它不仅理论觉悟最高，而且革命斗争最坚决。“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5]而对于后者，恩格斯认为：“看来，一个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16]政党内部因为同一阶级中不同阶层的共存自然会产生不同派别（党内温和派与党内极端派）的斗争；但面对这些斗争，共产党应抑制党派性，强化作为统一特质的组织特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从理论上维护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地位，体现其鲜明的理论性和阶级性；另一方面，从“党派”意义上维护党内理论上的团结统一，蕴含了组织性。这种理论性、阶级性和组织性为后来党性内涵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列宁时期党性内涵的丰富：“三性”拓展和对纪律性的重视
列宁伟大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使无产阶级政党上升为执政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凝聚革命力量，推翻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方面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性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性，拓展了它的先进性；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拓展了它的斗争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他认为：“要想了解一个党的真正作用，不是看它的招牌，而是看它的阶级性质和每个国家的历史条件。”[17]“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政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政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18]在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强化政党内部统一的政治认知和加强内部组织特质的基础上，列宁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延伸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性。“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19]
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彰显了独特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信仰；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性，则揭示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政治追求。以无产阶级为阶级基础追逐共产主义理想，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高度的组织特性，即严密的组织性和活动的纪律性。列宁在论及革命战争时提到“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20]。所以，列宁不仅强调要保持理论上的阶级性，而且实际革命活动中要以坚定的党性保持党内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在革命实践中，尽管列宁仍然强调党性理论性的重要地位，但随着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运动进程的加快，他越来越看到了党性中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蕴含的重大革命意义。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是从阶级的视角去阐释或定义“党性”。这反映了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从理论向现实转换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对理想信仰、阶级立场和组织纪律的政治需求。
（三）革命时期党性概念的中国化：继承之中提倡“人民性”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逐步开展，马克思主义党性观念传播到了中国，其内涵也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得以丰富和发展。本文特选择延安时期为例进行分析，因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关键时期。“党性”概念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在党的理论中，党性教育也就成为保持党内团结统一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方式。
延安时期的“党性”概念，不仅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释的哲学理论性（即思想先进性）、阶级性（即斗争性）和组织性（即纪律性）等党性内涵，而且因应中国革命需要丰富了对个体党员的党性要求。第一，在理论立场上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不动摇，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党员要“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21]，要有先进的理论性。这一点是对马列主义党性观念的继承，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党内保持理论上的高度统一，明确与资本主义政党的鲜明界限。第二，在利益问题上以党的整体利益为先为重，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1939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指出：“一个共产党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诚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22]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也要求“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修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23]“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是党始终坚持的重要党性原则。延安时期重视这一原则既是出于革命形势需要，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需要，是对中共党员党性的组织性要求。第三，在工作作风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因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24]为此，要改进党员的工作作风，强调组织纪律，“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25]革命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言行作风提出了严密的纪律性要求。这一时期确立的纪律性原则成为后来评判党员党性的核心标准之一。第四，在党群关系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26]革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和推动力，也是建构党的合法性认同以提升政党权威性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将人民性原则视为考验党员党性的重要标准，并延续至今。习近平就认为：“共产党的党性集中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27]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继承和丰富了党性思想，而且在革命实际中也充分践行了党性原则。但“党性”中国化的侧重点已经由理论建设逐渐转向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党性理论进行了更具体的内涵阐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进程和党内政治生态的准确把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为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政党基础。
（四）建国后党性内涵的升华：继承之中注重“先锋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承革命时期形成的党性标准，成功地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党性建设。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有必要向全党再强调提出这一个加强党性的问题”[28]。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党员乃至个别领导干部出现“党性不纯”或“党性丧失”现象，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党内出现“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29]
在总结建国后党性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因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党性内涵在内容和主体两方面都得以进一步升华与发展。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深入探索。首先是理论性高扬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在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响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30]这个理论问题，高扬起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苏东解体后，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产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产生了“科学发展观”。其次是组织性方面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强调组织纪律性。为此，消除“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31]，重新恢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逐步建立退休制和大规模探索党内民主的实践和制度建设。最后作风方面提倡先锋模范作用。根除帮派思想，“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32]。要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提倡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3]，干部教育中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34]，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端正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35]，发挥先锋引领作用。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性内涵：适应性调适中的“三维”“五性”
党性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发生改变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理论性向组织性、作风方面的先锋模范性的重心转变。具体分析，作为党性的静态特性，阶级性和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和维护的根本属性，二者统一于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作为党性的动态特性，时代性意味着不同历史时期党性的内涵皆有所调适，党性培育和修炼的重心亦会随之转移。因此，新时代党性具体内涵的变化主要是党因应环境变迁而做出的自我调适。在保持党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基础上，党性（尤其是理论性和先锋模范性）必须根据新时代环境的变化对具体内涵做出相应调整。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性内涵变化的根源：迎接考验和化解风险的适应性调适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复杂执政环境是党性内涵变化的主要根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这个鲜明的阶段特征，意味着中国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开启新的历史征程。
就党执政的外部环境而言，党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重大考验，要求党积极适应环境变迁以加强党性建设，提升自身适应性和执政能力。国内方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6]。这意味着党的执政任务正从带领中国人民满足基本物质文化需要走向追求更高生活品质，国家正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它要求党在理论性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要有统一的认识，在实践过程中的先锋模范性不能局限于经济建设，还要体现在统筹推进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甚至军事的全方位发展方面。在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强国的前提是强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和坚强有力才能引领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问题严重却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党风问题成为“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37]。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更大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和市场经济考验。时代任务变迁和新的综合考验，要求党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中国社会均衡充分发展。国外方面，党面临着外部环境考验。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当今世界仍面临着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加剧、恐怖主义蔓延、个别西方国家对新兴国家战略遏制态势上升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新时代加强内部团结，应对国际遏制风险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困境。外部环境考验挑战着中国共产党的理性信仰和执政能力。只有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审时度势推进变革的政党才能在全球治理考验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党执政的党内环境而言，党内部存在着“四大危险”[38]，要求党积极加强自身建设以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精神懈怠危险对党员理想信念和责任意识等的冲击，能力不足危险对党员和干部素质和能力的警示，脱离群众危险对党的执政根基的动摇，消极腐败危险对党执政权威的侵蚀，都告诫着全党要警惕四大党内治理危险，积极加强自身建设。新时代背景下，这四大危险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影响突出，要求党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发展。“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39]因为，坚强的党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关键。这就要求在全党深入推进党性教育、加强党性修炼，提升党性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三维”和“五性”
党性即“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性，也是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等各方面要素的综合反映”[40]。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党性内含组织属性和个体属性，其内涵主要由思想结构要素和行为结构要素构成。因此，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内涵可以划分为理论、组织和个体三个层次。因应新时代党所处环境的风险与考验，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三重内涵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第一，理论性维度：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
为此，一方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素养。执政党的核心工作就是围绕巩固政权开展政治工作。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41]贯彻这个根本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就要坚守劳动人民政治立场、共产主义政治方向、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和社会主义道路，对党忠诚老实，对人民忠诚老实，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另一方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42]。坚持“四个自信”，笃守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3]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是新时代共产党党性中的理论性、阶级性、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因此“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44]。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产物的丰富与发展，以充满时代性的崭新理论武装共产党员的头脑；在和平建设背景下，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审慎地使用阶级分析方法以在重大政治问题和政治事件中保持政治敏锐性和警惕性，同时坚持人民主体论，用正式体制吸纳和整合人民群众的多元诉求，在理论上坚决维护本党或本阶级的政治立场，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第二，组织性维度：党员令行禁止，维护党的领导权威。
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其鲜明的政治特性。为此，一方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性特质。严格执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内核心地位，保障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45]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畅通民主参与渠道，调动基层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46]。另一方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形成尊崇党章严于律己的党纪党风。尊崇党章，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形成“党严于法”的纪律特征。“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47]，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做人民的好公仆。
第三，个体性维度：党员充分发挥先锋示范作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新时代，“先锋队”的具体体现就是每个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保持优良的工作作风。党性的理论属性和组织属性最终都要通过党员个体属性呈现出来，为人民群众充分感知。所以，提升党性的关键在党员个体的党性。为此，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48]。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植根于人民，服务人民，关注民生，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彰显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上率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49]。标本兼治，反腐工作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逐渐形成不敢腐的政治震慑、不能腐的法纪体系、不想腐的思想自觉。正面引导和强力反腐有机结合，正在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朗朗乾坤。
党性是衡量党员对所属政党的认可度和忠诚度的重要标准，是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的核心指标。党性修养是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坚定不移的政治和思想任务。党性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党性的实践过程则是其内涵在组织和个体层面上的作用与反应过程。随着党性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深入实践，其具体内涵必然会与时俱进和丰富发展。但理论、组织和个体三个层面的根本属性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三重核心维度，形成了五个方面的特性，即理论性（先进性）、阶级性（斗争性）、组织性（纪律性）、人民性和先锋引领性。这为人们审视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性提供了富有逻辑性的分析框架，也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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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书松、谭蓓菁：《组织性格研究述评与展望》，《管理学报》，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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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谷宇：《亚洲主要国家执政党政治愿景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国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
[5]王沪宁：《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7]吕薇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论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
[9][10][11][12][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5、413、309、310、413、551、42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8页。
[2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4页。
[21][22][24][28]《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3、130、397、397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3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8页。
[2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6-237页。
[27]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页。
[29][31][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323页。
[30][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6，372页。
[34]《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3页。
[35]《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
[40]叶笃初等：《党的建设词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