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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文学救自己——读书报专访徐光耀

时间:2015年04月16日 15:35   阅读:次   作者:    来源:中华读书报     责编:mzh

我怎么会反党呢?把党反倒了我去哪里呢?我在党的怀抱里长大,在部队里成人,竟然成了右派,我的神经有点错乱,连见了我的小孩,也觉得她是讨债鬼。我怀疑自己疯了,我就吓坏了,觉得疯了还不如死掉。我于是想,得有个法子来救自己。

铁凝当时只有15岁,她爸爸铁扬领着她找我时,我很冷淡——真是冷淡。因为我还是摘帽右派,我给自己立的规矩是不交朋友。因为对自己不好,对他人也不好。

他的作品像他的名字一样,在群星闪耀的文坛熠熠生辉。

他塑造的“小兵张嘎”在中国文学史数不胜数的人物群像中无可替代。

他是徐光耀。

一个13岁参加八路军,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建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九旬作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和中篇小说《小兵张嘎》迄今风行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2000年出版的《昨夜西风凋碧树》获鲁迅文学奖。

如今,徐光耀几百万字的日记即将出版。这里有生活的原色,更是时代的切片。徐光耀写日记迄今已是七十多年,涉及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场战争,必然涉及建国后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作家闻章是徐光耀日记整理者之一。他说,徐光耀的日记所呈现的原生态的、活生生的内容,生发开去,可以拍好多部电影或电视剧。无疑,他的日记会把他自己成长中过程中的固执、狭隘等等的弱点全部暴露。而这些,正是好多人极力掩饰的。闻章说:“徐老不顾及个人得失,这是他的又一次无私奉献。明白这一层,他的形象只能更高大。”

曾经沧海的徐光耀,他的日记出版是否披露文坛秘史?这些史料是否将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

3月20日,读书报记者专访作家徐光耀。

张嘎子救了我的命

读书报:您写作一直手写吗?徐光耀:我不用电脑,现在也不会上网。我是“落后分子”,真是落后了,我没想到网上这么丰富,人生几乎跟网络不能割断了。我现在没有学会,也没有进取心去学了。

读书报:那就先从我们最熟悉的《小兵张嘎》说起吧,当时您是在什么条件,什么背景下写出的这部作品?

徐光耀:1955年批“丁陈反党小集团”,1956年12月,中国作协党组给我一封信,信中提了六个问题,包括丁玲在文研所是否搞个人崇拜,是否搞过一本书主义,是否对中宣部有过不满言论等。我便写了一封回信。因为这封信所述的事实,为丁玲翻案有利,1957年反右时,成了我“为丁玲翻案”的罪名,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斗了我三四个月之后,斗熟了,便让我闭门思过,不给任何任务,没有任何事干,也没有任何人理我,我自己在屋子里苦闷地做思想斗争:我13岁参加八路军,13岁入党,在党的机密部门工作,一向表现很好,是党的非常可靠的骨干人物。就因写了一封实事求是的信,就成了反党分子、成了右派?这我内心怎么也接受不了,怎么想怎么冤枉。我怎么会反党呢?把党反倒了我去哪里呢?我在党的怀抱里长大,在部队里成人,竟然成了右派,我的神经有点错乱,连见了我的小孩,也觉得她是讨债鬼。我怀疑自己疯了,我就吓坏了,觉得疯了还不如死掉。我于是想,得有个法子来救自己。

我看了一大堆书,看了十二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看完,合上书本想总结一下收获,但是一条也想不起来。想复述一下剧本的具体情节,也一点儿想不出来。我想我真是疯了!我必得设法救自己,必须从受冤枉的“自斗”的泥淖中拔救出来。

读书报:怎么救?

徐光耀:这时我忽然想起看过一本心理学,上面说,人在遇到巨大挫折时,如果不好好控制,会产生精神分裂症,这是很危险的。有什么法子治呢?书里提了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我想到,“转移方向”最有效的法子是创作。我当时发表的《平原烈火》里面有个小人物,叫个瞪眼虎,在书里开头挺活跃,但后来没有机会表现他,蔫蔫的就结束了。

这成了我的遗憾。这个人物成了后来的嘎子。

我对自己的个性不满意,比较呆板,不活泼,我不喜欢这种性格,我喜欢的是嘎子,于是我想了想,这辈子碰到了哪些嘎子,想一条在桌子上记一条,嘎人嘎事记了很长的一张单子,我就把他们放在战争环境中进行排列调整,哪些是幼稚的,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成熟的,编排之后,嘎子的形象便在我脑子里活起来,终于写成了《小兵张嘎》。

《小兵张嘎》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拉我“转移了方向”,借此把自己受冤枉挨整的事情全忘了,身体也恢复得很快。

读书报:后来拍了电影。

徐光耀:一开始,我没有写小说,而是先写的电影剧本,写电影比较简单,用不着在语言上死下功夫。结果电影写了一半,嘎子坐禁闭后怎么出来,我写不下去了。嘎子有个性,批评他的话,他会跟领导辩论。电影一争论,戏就没法子看了。我灰了心,心想自己没搞过电影,还是写小说吧!于是返回头写小说。小说写得很顺利,写完之后,再回头写电影,用婉转的方式处理了一下,电影剧本也完成了。此后不久,我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小说和电影剧本就都放在了箱子底。

我在农场改造得很好,一年后摘了右派帽子,成了保定市文联的工作人员。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党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放宽了些,《河北文学》的编辑张庆田去保定组稿,问我有没有小说。我问:“我的东西你敢发吗?”他很硬气地说:“我敢问就敢发!”我就把小说《小兵张嘎》给了他。他回去的路上就把小说看完了,很快给我回信:“尽管有斧凿痕,我们决定发表。”

1961年底,《河北文学》发表了《小兵张嘎》。

读书报:这部作品一鸣惊人,事隔这么多年,已被认为是“红色经典”,《小兵张嘎》的成功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徐光耀:回想起来,我有几本书是尽了力的。《小兵张嘎》很独特,形象比较丰满,是我凭着全部精力,用自救心态,拼了命写出来的。我选择的主人公是我一生喜欢的人物,是我的理想性格,所以写起来很痛快,联想很多,而且这联想像是天外飞来的,在塑造人物这一点上是比较站得住的。

我感觉,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戏剧,无论中篇还是长篇、短篇,最重要的是人物。中国的文学史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真正的经典作品就是有非常典型的人物。我们可以忘记故事,但是忘不了人物,那些人物就在现实生活中和我们一起成长,像诸葛亮,是机智的典范;曹操是反面人物,但作者把他的很多地方写得很可爱;凤姐是个阴毒角色,品德很糟糕,但是作者也把她写得很可爱。把反面人物写得可爱是绝大的本事。我曾说过,我一辈子要写出五千字像《红楼梦》一样的作品,就满足了。《小兵张嘎》是我用生命塑造出来的,出版快60年了,差不多每年都印一两次,文革时期也没有中断过。

读书报:您说有几部书是尽了力,还有哪几部?

徐光耀:《平原烈火》是处女作,影响不错,销量也不错。再一部是《昨夜西风凋碧树》,也是我用全部生命力写成的作品。这一辈子到这部作品就划了句号。

我有反右派情结

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都是抗日题材,《昨夜西风凋碧树》除外。

徐光耀:我说过,我一辈子有两大情结,一是抗日情结,一是反右派情结。抗日情结使我的小说绝大部分是写抗日,四部电影里有三部写抗日。如果没有抗战经历,我不可能写出那些作品,离开抗日我几乎没有作品。

《昨夜西风凋碧树》是我的另一情结之作。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后思想有很多变化,也可以说有很多发展。我对世界的看法不像以前那么单一,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符合现实规律。但是有一点,自己受了冤枉这件事,是我永远放不下的。

我不是平反之后马上写《昨夜西风凋碧树》,而是想了很多年。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一般的反应是,徐光耀是受了委屈,但是写得平静,没有发火。我写这部作品,是希望为党、为人民总结1957年这场运动的教训,是要说几句真话,要把惨痛的教训记下来。我在作品最后一段写的几句话,从政治上看是比较尖锐的,但那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应该那么写,应该那么做。

读书报:您的文学爱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品和作家是谁?

徐光耀:我父亲是文艺爱好者,他年轻的时候跟过戏班,脑子里有很多戏,晚上父亲常给我们说故事,说《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也说民间故事,《薛仁贵》《七侠五义》《包公传》。这就给我一个印象,行侠仗义的人,侠客和剑客都是世界上能拯救人类苦难的人。家里有四五本小人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都背过了。有一年我父亲从天津杨柳青买了一些年画在集上卖,我就念题目给买画的人们听。父亲从天津买了《三侠剑》,让我哥读给邻居听。念了一半,我哥打工去了,邻居听了半截很泄气,父亲就让我给邻居们读。这一读,把乡亲们读震了,他们说这么小的孩子能读书。这使我很骄傲,我一宿一宿地读,非常得意,同时也受到一些感染和文字上的训练。《平原烈火》也好,《小兵张嘎》也好,有些句子非常明显是从传统小说里借过来的,我后来也读过一些民间流传的旧小说,读完后就记下这些故事,这训练了我的语言表达和书写能力。我在学校里写作文总是在头几名,跟我读旧小说的本领有直接关系。

读书报:您对文学的认识和态度,有过改变吗?

徐光耀:过去读外国作品的时候,包括托尔斯泰、雨果的作品,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理解文艺作品;进入新时期,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进来了,这个时候我再接受起来,不像文革以前那么固执,那么抵抗,比如人性论,过去是一直批判的;具体创作方法上的先锋派、意识流,我接受起来就比以前有不少进步。

读书报:铁凝在接受读书报采访时,曾表达过您对她的影响。除了您的创作对广大读者的影响,您还是很好的伯乐,您认为从哪里看出一个作家是创作的好苗子?

徐光耀:我第一次看铁凝的作品,有两个印象。一是语言很流畅,有一种潜在的美。在文学作品里能表现天才的,语言是一大因素;二是描画形象、表现形象,很敏锐,很生动,这是文学创作应具备的本领。铁凝当时只有15岁,她爸爸铁扬领着她找我时,我很冷淡——真是冷淡。因为我还是摘帽右派,我给自己立的规矩是不交朋友。因为对自己不好,对他人也不好。铁凝还要给我朗读,我说不听朗读,等我清静下来好好看。也确实如此,他们在场,马上发表意见来不及,我做事还是比较认真的。我说你下礼拜六来再谈。等再见面时,我态度马上转变了,对铁凝说了好几个“真不简单”。

铁凝是天才

读书报:铁凝说您对她的人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徐光耀:“决定性的影响”绝对不敢当。我有个观点,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如果可以培养,作家的子女都可以成为作家。我以前不承认文学上有天才,铁凝出来了,我才承认。她就是天才。她不经过我这道关,也可以成为天才。当时她考上了上海芭蕾舞学院,已经通过面试,她心里想着文学,所以她爸爸领着她来找我,看作品行不行。我肯定了她的作品,说这就是小说。铁凝便不去上海了,决定下农村体验生活。我就是这点儿作用,没有别的。

后来插队时她就写小说,写到《哦,香雪》,孙犁对铁凝说:我的小说哪有你写得好!我想我不能说话了,我没有能力评价她的作品。我不是对铁凝产生长久影响的人,铁凝对我倒是有很多帮助,我向她学习了很多东西。

读书报:那么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徐光耀:我是个人奋斗者。我自己是要强的人,是有自我奋斗精神的人。从小学时,就有立人的志气,要干出点真正的事业,要在某些方面出人头地。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到了华北联大文学系,一是陈企霞,一是萧殷,他们的讲课我印象比较深,使我了解了更多的文学基础知识。

读书报:丁玲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徐光耀:丁玲很喜欢我,看重我,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我引用了她两封信。一封是我在朝鲜生活时遇到一些困难和困惑,给她写信后她的回信;一是文研所毕业时,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又得到她的回信,两封信写得真好,实在是好。反右时命令我把两封信上交,我再看,还是感动得不得了,就把原信交上去,自己偷偷抄了一份收起来,那两封信人人看了都会感动。信中有几句话永也忘不了。她说:“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写不好。”还说“不要老记着自己是作家,要把自己忘掉。”说得非常深刻。我以后常常拿这几句话鞭策自己:我写得不多,但我尽量写好。

赤裸裸的日记家

读书报:作为文学作家的徐光耀和日记主人的徐光耀,有什么不同?

徐光耀:我写日记,纯粹是练笔。训练我的表达能力和文字能力。写日记完全是赤裸裸的,确实把话说给自己听。有人偷着看,我会发火,连我老伴看我的日记我都很不高兴。作为日记的作者,对我在世界上站的位置来说,我是很赤裸裸的,这一点,在文学创作上不可能,写作要把自己最得意最闪光的地方写上去。

读书报:日记的出版,对于了解您的作品,有什么帮助?

徐光耀:日记写了我这样的人,写了我的抗日,我的解放战争,我的上学和土改,写了抗美援朝,这里头记录的东西,对了解当时的时代是怎么前进、怎么呼吸的,具有参考价值,有一定的文献性史料性,毕竟,尽管是个人的活动,反映了时代的声音。就以那三场战争为例,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我的日记会提供某些有用的东西。

读书报:写日记的时候,您从来没有想过示人,更没想到出版,非常真实。但是一旦出版,整理起来,是否需要特别处理?

徐光耀:有一些骂人的话,不应该公之于众,不光是怕提到的一些人或他们的子女抗议——这是次要的,主要是不应该宣扬一种消极情绪。还有一些是秘密。比如抗日战争中,有很多实话是不能说的,怕暴露军事秘密,挖地道不敢说挖地道,变着法儿说;写到邸良庄,我就写一个“邸”字,所有这些,整理日记时,为了让读者明白,他们会做些处理。

读书报:经历了那么多次战争和各种运动,您本人经历了很多磨难,那么日记的保存是否也很波折?

徐光耀:解放以后没有问题。我在1941年就开始写日记了。百姓慰问解放军送来一些东西,我得了个日记本,开始写的时候,一天写七八句话。我的旅长王长江把我日记翻开来,就笑:“徐光耀,你把一毛钱买花生也写进日记了!”我说:“一个月才发一块钱,拿出十分之一买花生,就是大事。”每一次行军,我把所过的村庄都写上。后来这本日记丢了,如果保存到今天,就更宝贵了。

读书报:您的日记将披露哪些文坛秘史?

徐光耀:我不知道文坛有秘史。我经历过文艺界的一些阶级斗争,日记中不可避免地记录了一些这种斗争的情形,其中并没有多少秘密,或者有,但我不知道。我印象最深的是反右派,所知所感,已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描述过了。

读书报:您的日记有几个基本原则,如共识、自愿、忠实、准确、完整等,是否也只能是相对的?完全发表,有些内容会不会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您有顾虑吗?

徐光耀:忠实是肯定的,准确难说,是我的个人眼光,有眼光的局限。

我有这个顾虑。我把自己和整个历史亮出来了,对自己有很大的剖析,可能提到的有些人和他们的后代看了不愉快。

读书报:什么原因战胜了自己打消顾虑?您在很多读者心目中,是高尚的形象,现在暴露自己的缺点,会影响读者对您的看法吗?

徐光耀:如果对人们有好处,无妨牺牲自己。在日记的前言里,我说我现在认识到,当时认为是人家不好,恰恰是自己不好,现代人会理解的。我在日记里也有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会不会破坏我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免不了。我不在乎。

现在的抗战作品瞎编乱造

读书报:您关注当下的抗战题材的作品吗?

徐光耀:看了失望,还有点生气。大部分乱夸张,瞎编乱造。在我眼里不真实,一看就是假的,没一点根据。我也编了《平原烈火》,但是有真实的事迹支撑着。现在作品首先是不真实,不能感动我。

要是有天才的话,还是有可能写出真实的东西。将来还会有人写抗日战争,应该是严肃的写作,确实占有了材料,艺术修养很高,还是能写出好作品。

读书报:您有没有想法亲自写一部?

徐光耀:如果我年轻,还真是有一个好题材,题目就是《将军向我们走来》,这个题材装了几十年,现在烂在肚子里了。人物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人物,很活,是用现代的眼光看,不是用过去的眼光看。要真是写出来,死也瞑目了。

读书报:有没有可能口述实录与人合作?

徐光耀:我不会讲故事。有位苏联作家说,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用脑构思;一种是只有拿起笔,故事才能写出来。我是第二种。原来想写,不是被这个打断,就是被那个打断。这是老天爷不让我写。现在没有力气了,我自己觉得很惋惜。

读书报:华北是敌后抗战的主战场,华北作家也实力丰厚,有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钢》,李晓明、韩安庆的《平原枪声》,孙犁的《风云初记》《白洋淀纪事》。您怎么评价自己作为华北作家群中的一员?

徐光耀:我是个二流人物。像孙犁、梁斌他们是一流。我作为二流人物也不简单了。

读书报:刚才您提到自己的遗憾,那么有没有最得意的事情?

徐光耀:有一个人想给我写传记,认为我有三大功劳,一是写了《小兵张嘎》,二是发现了铁凝,三是写了《昨夜西风凋碧树》。我自己感觉比较良好的,一是《小兵张嘎》,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铁凝不是我发现的。我要真发现了,就真伟大了。

读书报:您认为优秀的作品应具备哪些特点?

徐光耀:一是写人,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一定要有典型,有丰满的活灵活现的人物,能够永站在人世上,成为不消亡的人物。二是语言,我看当前的文学作品,不大讲究语言。我很注意语言,我自己的语言不好,但我很努力。文学作品应该漂亮,应该准确、鲜明、生动、形象。三是思想,要有深刻的思想。至少要具备这三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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