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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论语”之后趣品人生

时间:2011年11月03日 15:10   阅读:次   作者:    来源:北京青年报     责编:mzh

◆载体

■喝茶、喝酒、听琴和看山水,这些故事只有起点没有结论

对于丹一直有一个好奇,当她从经典中感悟生命,掀起了全民性热议又创造出百万册销售神话之后,她还会将什么捧上读者的书桌?10月,于丹的新作《趣品人生》在京发行。书中品茶、酌酒、抚琴、亲山临水,答案原来如此。新书发布会上,不等记者发问,于丹就道出了原委。

“讲完了《论语》、《庄子》这些先秦的思想精华,我一直想找到一个载体,用日常生活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这些思路落地。这个载体必须是中国式的,从东方土壤里生长起来;还必须是低成本的,门槛要低才能走进千家万户;而且它能体现出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感,有那么一点点生活里的庄严和安定。筛来筛去,我选了茶、酒、琴和行走山水,这些也都是我生活里最喜欢的。”

身为老师,于丹一直将“陪伴成长”当作自己最大的责任。她希望无论在情感、社交、还是对价值的判断上,学生遇到沟沟坎坎时,自己都能陪着他们走过去,让他们获得更多生命中的正向能量。走出校园的学生常常从不同的城市给于丹打电话,他们都曾是老师的骄傲,聪明勤奋,独当一面,可电话接通了传来的却是哭泣声。

“我问怎么了,她们会说我什么事都没有遇到,我就是忙的累的。我都30多岁了,没有时间谈恋爱。人家的孩子都快上学了,我却开始得各种病,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随着我的学生们长大,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我就开始想,我们当下忙的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于丹发现周围的很多朋友也在思考这样的疑问。好友白岩松写的《幸福了吗?》,是他在问自己,也在问每一个人。《趣品人生》完稿后,她跟白岩松说:“你给我写个序吧。”于是于丹就拿到了这篇《做一些无用的事》,一口气读完,她止不住惊喜:“写的好极了!其实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一句都没有交流过,但我们俩是十几年的朋友,非常有默契。做有用的事,这几乎是我们从小受的一种教育。我们的生命被‘有用’绑架得太紧了,人总是处在这些‘忙碌’、‘有用’、‘价值’中,心里会有怨气,但是又找不到谁来为怨气买单。可让我们自己慢下来的话,又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我们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裹挟着自己,摆脱不了。在我看来,有用的事是用脑子的,无用的事是用心的。有时候我们就是缺了那么一点点养心的事情。”

于丹说,大家都了解她的写作风格。以前解读经典时讲了大量故事,这与她教传媒学的背景有关,因为她觉得讲道理不如讲故事,故事中的人生百味会让人更有体会。《趣品人生》换了主题,但没有换讲述方式,依然有很多故事。

“中国人喝茶的故事多,喝酒的故事多,听琴的故事多,山水的故事也多。我讲这些故事只有起点没有结论,读者可以与故事人物神交,一盏茶、一杯酒,每个人会品出不同的滋味。”

人生百味都在自己的品尝里,有淡薄的,有激越的,有欢喜的,有忧伤的。于丹不过是摆出这座亭子,喝什么茶,品什么酒,听什么样的琴,观什么样的山水,“任由大家选择”。

◆意外

■在北欧遭遇火山灰,这让她放慢了生活节奏

选择茶、酒、琴入笔,对于丹来说其实也是生活态度的一种转变。过去几年来,她一直过着紧张忙碌的日子,带学生、演讲、文化交流,几乎马不停蹄。常常飞到一个城市,第一站机场,第二站酒店,第三站讲堂,对这座城市她熟悉的只有这三个地方。很多人向她提问“你讲的那些儒家、道家的文化我都觉得特别好,道理我也懂,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心浮气躁?我怎么才能安静下来?”她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没想到一场偶然遭遇的火山灰给出了答案,也让她重新审视起自己的行为方式。

2010年4月,于丹飞抵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开始了她的北欧讲学之行。“在瑞典发布新书、讲课,然后去挪威、芬兰。”上飞机之前,她已经拿到一摞电子机票,行程很周密。“我还记得在瑞典的那一天,特别紧张,一天六个采访,四个电视的,两个报纸的,还要到大学里做一场演讲。中午就吃块饼干,但我特别喜欢这种节奏,也很习惯。”

按计划,第二天一早要飞挪威,但去机场的车迟迟不来。正担心要误点的时候,一行人接到电话,被告知:“我们这里遇到了一种硫化天气,机场关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先等等看吧。”于丹问当地人什么叫硫化天气,对方也说不清,因为从来没遇见过。

“然后我们就在街上闲逛,逛到中午确认机场不能开了,我就很着急,明天在挪威的工作该怎么办啊?陪我们的人说要不坐火车吧,从斯德哥尔摩到奥斯陆坐七个小时。我说那咱们赶紧坐火车过去,还得工作!”

赶到奥斯陆之后,大家从媒体上得知这种硫化天气是火山灰造成的。由于在挪威的文化活动多数集中在波尔根,怕过两天又走不了了,于丹决定先去波尔根和欧洲学者对话,然后再回奥斯陆。至今回想起来她都觉得当时的举措真是不知死活,“从奥斯陆到波尔根隔着一条海峡就是冰岛,等于我们自己跑到火山灰的鼻子底下。去了波尔根就注定我们回不来了。”

匆匆睡了一晚,第二天上午九点于丹登上了去波尔根的火车。之前那次意外的火车之旅让她领略了北欧的美景,这次她特意要来一张地图,从奥斯陆开始一路画圈标注。沿途每隔半小时、四十分钟就是一站,每到一站于丹就跳下车拍照、记站名,然后回到车厢在地图上写下几点几分。火车上的乘客都充满善意地看着这个跳上跳下的人,还特意给她留出靠窗的位置方便她拍照。

“到了一处山顶,那里是滑雪胜地,室外零下二十七度,我就穿着毛衣跳下去了。没想到停车时间特别短,我还没转身,车门竟然在我身后开始缓缓地关了。我的护照,钱,衣服全在车上,简直太崩溃了!”

最终于丹是从车门剩下的一道缝里挤进去的,车厢里的人全在惊呼。到了下一站,很多外国人拉着于丹死活不让她再下去。有多久没有这样坐过火车了?这一路有雪山,有湖泊,有大平原,有小村镇,色彩斑斓,她感觉自己的眼睛都被擦亮了,七个小时仿佛一晃而过。

“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我在北京,本来可以用两个小时飞到两个城市去工作,如果你问我愿不愿意把它换成十四个小时的火车行程,我一定不愿意。可是当这种不可抗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很享受。”

◆行走

■用慢节奏去接触周围,发现在走路的同时,身边仍然有风景可以去看、去感受

到达波尔根,当地孔子学院的院长Runa接待了于丹。Runa是一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灰白的头发和眼睛,性格极其温和。遇到他于丹觉得自己的一切节奏都慢下来了。

“他动作迟缓,每天早上很慈祥地来了,问我今天想去哪儿?我说I follow you。他说那好吧,去看峡湾。然后我就大呼小叫地坐上车。他走不动,到哪儿都跟我说:你玩去吧,我坐着等你。我就看故居,看教堂,一个个地看过来。等我回来了,他永远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lunch吃什么?我说:随便。吃完了还没下桌呢,他又问:今天dinner吃什么?好像每天除了吃就是玩,除了玩就是吃。”

酒店的对面有一座山,天天看着它,于丹突发奇想要去爬山。Runa告诉她坐缆车20分钟就上去了,但她坚持要on foot。“然后他就派了几个年轻的来了,他们一看是真爬山,都瞠目结舌的。没有路,我就不管不顾地沿着溪水往上爬,爬的一身都是泥,四个半小时到的山顶。陪我的人说,他们在这儿20年从来没有爬过这座山。”

于丹说突然发现自己有大把的流光不知道怎么打发的时候,就会想到要用一种极慢的节奏去接触周围的一切。每天她也都会和Runa一起去机场看看最新情况,但所有的柜台全是红字,不是cancle就是delay。到处都是沮丧的面孔,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机器满世界抓人,采访滞留旅客的感受,自然也很快注意到了一个有点反常的中国女人。

“我就说我觉得挺好的。他问我有工作吗?我说有啊,你没看到吗?又是取消又是推迟的。他又问你不着急吗?我说这件事着急是没用的,我只能把这件事当做一个especial holiday。我就磕磕巴巴地用我蹩脚的英语聊我都去了哪儿,看了什么东西。之后挪威电视台做了一个大专题,其中就说有一个中国作家高调地在机场宣扬了中国的乐观精神。”

这是一次预设目标与真实现状差距过大的旅行,离开Runa的时候,Runa告诉于丹:“我生在波尔根长在波尔根,已经62岁了,但这些天我才知道原来身边的这座山是可以爬的。你发现的东西是我过去没有发现的,这样去看我的家乡是件有意思的事。”

回想从斯德哥尔摩到奥斯陆的路上,自己还是一脑子攻克千难万险的决然,都市生活的思维惯性还在敦促着自己。终于安之若素之后,于丹发现这是几年来奔走在世界各地带给自己改变最大的一件事,它很大程度促成了《趣品人生》这本书的写作。

“我总觉得我们现在去任何一个地方,往往把目标作为建立价值的唯一标准,会觉得两边的风景是一种浪费。我写这本书并不是去干扰大家的目标,而是提醒人们走在路上的同时,身边仍然有风景可以去看、去感受。小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一直有鸿鹄之志,觉得古人都是心无旁骛的,这种教育也陪伴了我很久。从北欧回来我也在反省和思考:如果看看路上的风景,我们真的会耽误旅程吗?”

◆禁忌

■女主持人抱着我流着眼泪说我让她了解了中国人的想法

北欧归来,于丹放弃了三点一线的出行模式。既然有很多讲课、交流的机会,工作之余她一定拿出一两天时间去当地风光最好的地方看一看,有时候甚至就是跑到小巷子里头吃点东西,闲逛一下。在她看来,行走不在于走过多少地方,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真正亲近了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去体会那个地方的人的生活,还有人在生活中的感受,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什么样的风土酝酿出什么样的习性,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的习性都是我们的生活坐标。”

10月初,受总领馆和当地侨界的邀请,于丹赴新西兰讲学,传播经典文化。一系列文化活动结束后她畅游了新西兰。让当地陪同的几位华侨记忆深刻的是,这个女教授爬上了每一棵可能爬上的大树。经常一转身她已经就在树上了,完全不知道她是怎么上去的。于丹大笑:“这就是真实的我,我的行走都是特别投入特别high的。”

这么多年来,于丹对经典的解读被很多读者看做是一道心灵鸡汤,无数人向她求解人生的困惑,但她自己却并不太习惯直接从他人身上拿取建议。“遇到问题,我的一种方式是喝着茶听着音乐写东西,另一种就是到处去行走。文字让我往里走,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千山万水地去看别人的生活,触摸别人的想法,最后也就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坐标。”于丹说静静地写远远地走,动、静之后再回到自己的角色里,好多事就能拿主意了。

行走越多,人心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引起于丹的关注。她发现很多国家的主流社会对东方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好奇,但同时也抱有强烈的成见。2009年11月,于丹到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德国一家电台邀请她做直播对话节目。主持人风度翩翩,为于丹拉门,手里厚厚的德文版《论语心得》夹了十几个小条子,但他不允许任何中方人员陪同于丹。

“他是德国著名的态度强硬的右翼主持人,提的问题都是剑拔弩张的。我告诉他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喝着德国黑啤酒看德国队的足球赛、听德国的古典音乐,但我们不评论德国的内政,因为我们不敢说了解别人的真相。对一个国家抱有成见,而且还固执地坚持这种成见,不是一个文化大国的胸怀。既然全世界没有因为纳粹对德国抱有成见,我相信德国也不会对发展中的中国抱有成见。”

一个多小时的对话里,翻译紧张地抓着于丹,手上全是冷汗,于丹反而很平静:“四五年前去国外,所有的媒体都来问我政治的问题、环保的问题,当时本能的有反感,我只是一个学者,来谈文化的,为什么拿那么多文化以外的问题来问我?后来我想明白了,从更广义的范围来讲,这都是文化,站在国外我不是一个文化学者,就是一个中国人。”

在书展上接受采访时,每家媒体都问于丹有没有禁忌,是不是宗教、政治不能谈。她都回答没有,问吧。“可能有很多问题不是我了解的,但永远不会把我问急了,呈现态度比呈现答案更重要。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有活性的文明,融合了很多东西,用不着气急败坏地去证明什么。有成见不是也有好奇吗?我也遇到过一些年轻的女主持人抱有强烈的好奇向我提问,问完后抱着我流着眼泪说我让她了解了中国人的想法,她真的很感动。不要期待一种文明能彻底说服另一种文明,在差异之间完成心平气和的沟通,能建立起一种文明的新生态,这比谁压倒谁更重要。”

于丹还记得小时候读《论语》,读到人的60岁被称为“耳顺”,当时不理解“耳顺”为什么也算一个境界,而且比“不惑”和“知天命”还要高。“现在我明白了耳顺的前提是心顺,耳顺之前要听过多少逆耳的话才能顺耳,要看过多少人的生活状态才能包容,包容真的是一种大境界。”

◆从容

■要过一种忙而不乱的生活,可以有条不紊地忙,只要心思不乱

眼下的日子对于丹来说很匆忙,这个月初她又赶赴美国,之后转道英国。“我本身是个喜欢游离的人,名山大川,奇风异俗,跨文化的生活态度,说实话不是乘公务之便,靠自己背着背包行走要费多大周折才能触摸到这一切?工作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一种滋养,是很快乐的事。当然匆忙也会带来不好的东西,跟家人一起的时间少了,总处于一种喧哗的包围之中。不过人生任何一种状态都会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因素,我的观点是不管在什么状态中尽可能找到好的因素,也尽可能改变或屏蔽不好的因素。”

于丹觉得自己的这种生活态度和年轻时的经历有关。当年她研究生毕业分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赶上学生带户口下放接受锻炼的政策,一下子被扔到柳村的一个印刷厂一待两年。开始都干很重的体力活,根本看不见字。为了不把专业全扔了,她每天干完活洗完澡骑上自行车到村口买一个小西瓜,回来就趴在小土房里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厂子里有当权的人欺负学生,威胁他们要是不听话就扣下户口让他们回不去,弄得好多女孩人人自危。为了改变生存环境,她大冬天顶着风忍着痛经骑自行车去文化部告状,跟秋菊打官司似的,后来真就把欺负学生的人给调走了。

“原来我是一个典型的中文系女生,风花雪月不着边际,后来我跟厂里的工人师傅相处得特别好,给人家的孩子讲作文讲英语。每天我屋里都是满的,从喊姐姐到喊小姨的,这个给我拿家里蒸的包子,那个给我端熬的棒子面粥。那两年我的性格变化特别大。”

于丹说她不愿身处某一种状态还愤世嫉俗地宣称自己讨厌这一切,这一切太庸俗,“这就太做作了。”但如果有一天她的日子归于安静,就是回到书斋回到一个老师常规的生活里,她也不会哀叹失去了可以四处游走的时光。她觉得能沉静下来的时候就到了她该反刍的时候,把看到的、走过的、积在心里的那么多东西都一一陈列在书案之上。

人一辈子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握,但在当下状态里调整出尽量好的平衡是自己能做到的。于丹不在家时女儿洗个淋浴就睡觉了,只要她在家女儿就会跳着脚要跟妈妈一起泡大浴缸。所以她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所有的应酬尽量安排在中午,守着妈妈和孩子全家一起吃晚饭对她来说最幸福。

“我这几年终于想明白,自己要过一种忙而不乱的生活。忙和乱是两回事儿,你可以有条不紊地忙,只要你自己的心思不乱。一个人不能生活的从容,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节奏的紧张,而是内心状态的焦虑。并不是我们闲下来什么都不做就叫从容,如果你的整个节奏是可控的,而且内心没有太多的焦虑,这个日子照样可以从容。我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一边意气风发地赶路,一边又可以在亭子里歇歇脚看看风景。忙碌的同时,我们还有天真,有很多小情小趣,我就是想要找到这种生机蓬勃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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