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的礼仪，双方在做面对面的交流时，总该用眼睛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才好。因为那是你尊重对方的表示，是你在认真聆听对方话语的证明。而华夏民族似乎没有这样的谈话礼仪，我们只是一味讲求洗耳恭听。为了这洗耳恭听，那听者竟然常常是低着头的；于是，自然也就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了。

后来，渐渐地便开始有人非议国人的这种说话习惯，拿他人的礼仪挑剔起自家的礼仪，弄得我们仿佛压根就不懂得谈话的礼节似的。其实，相比于西方，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最长于倾听的民族。我们对“宁静致远”的崇尚，对“沉默是金”的信奉，所表达的无不是之于倾听的热爱。

说到本质，听觉的内涵是谦逊的；在拉丁语中，听的本身恰恰就有着恭敬、顺从的意思。事实上，若是没有了这样谦逊的情感，听便只能沦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即使话语进入了我们的耳朵，它也仍旧难以抵达我们的心灵。总之，真正的倾听永远离不开谦恭的内心。

迎取对方声音的应该是我们的耳朵，而非我们的眼睛。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灵之门正在向对方敞开，我们丝毫没有心不在焉。况且，话语交流过程当中那专注的眼神，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我们不分散倾听时的注意力呢？

而就视觉来说，距离始终是需要的：太远看不清，太近看不成。就因为这距离的存在，招惹得那惯用眼睛的西方人只好借助亲吻和拥抱来弥合彼此身体之间的隔阂。中国人既不喜欢亲吻，亦不喜欢拥抱，那是因为我们彼此的身体之间本来就没有这样的隔阂。要知道，听觉取消距离，声音从一个人的口中直通另一个人的耳朵，随即触动其心弦，进而引发双方身体的共鸣和默契。不用亲吻，也不用拥抱，彼此便可感受到来自你我身体的友爱和温暖。可见，亲吻和拥抱所象征的不能说不是一种热情的关系，但拒绝亲吻和拥抱却也并非就是在刻意传达着某种冷漠。

我们的误解源于我们的无知，倘若我们能深深领会听觉的真谛，还有我们那根深蒂固的倾听习性，我们便不难明白，在听取对方的讲话时，我们确实是不愿盯着对方的眼睛或面孔的。毕竟，听觉的谦逊与专注造就了我们高度敏感的心性；而视觉在本质上又是富有好奇与急切的进攻性的，故此，我们注定不好意思将这种目光直对他人的眼睛和面孔。我们与生俱来的腼腆以及含蓄，实际上恰是同我们的这种视听习惯息息相关。所谓的羞感，也只能在这种倾听的过程中得以生成。我们倾听着，我们羞涩着，这羞涩更与我们的心存敬畏紧密相连。

很难想象，林黛玉在听贾宝玉说话时，会一直目不斜视地瞪着他的眼睛。每每想到这一情景，我倒是不由得要忆起徐志摩的那句诗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就是在这低头旁顾的娇羞之中，那不知何处安放的目光款款诉说着旷世的深情。岂在朝朝暮暮的两情相悦，诉说的难道不正是这样一种缱绻？听到你在就好，又何须要看个清清楚楚？牵挂用的不是眼睛，是耳朵，否则，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又如何能够感知到你的一举一动？因为坚信听觉的力量，故而我们再也不用惧怕思念，执著的思念最终又成全了我们无可比拟的耐心。

说实话，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优点，都是来自于它对耳朵的倚重。